由是“箕子”是个日常器物的名字，而且不是单名。自先秦到西汉，人们取名是五花八门的，别说“箕子”这样的“器物”，《左传》里晋成公名“黑臀”之类的都很多；至于字数，很多人都是双名，比如郦食其、周亚夫、霍去病、张安世，但按照今文经学的说法，孔子是“讥二名”的，虽然“讥二名”指的是“名字不能取两个字”还是“不能拥有两个名字”，后代有不同看法，但王莽认为是前者，只有单名才合乎古制礼法。所以，皇帝刘箕子就改名为刘衎了。
&esp;&esp;大概也是这个缘故，王莽把儿子王宇所生的长孙王会宗，改名为王宗，倒也是以身作则。
&esp;&esp;这件事情看起来会觉得荒谬，但却是颇多儒家士大夫呼唤已久的诉求。如果不是一种共识，那么汉朝人取名用单字的习惯就不会延续那么多年。东汉初年的英雄人物如刘秀等正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生，几乎都是单名；整个东汉直到三国期间，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单名，刘、关、张、孙、曹、诸葛皆如此。说明“讥二名”不是王莽的一时兴起，也并不荒谬，甚至表明了王莽的举措颇得人心。
&esp;&esp;三是广施仁政。
&esp;&esp;王莽这一时期施行的很多新政，向来都被看作收买人心，这种动机不能说没有，但在当时看来，也确实属于遵照儒家原则施行的仁政。
&esp;&esp;元始二年夏天，青州刺史部下面的几个郡国发生大旱，熟悉农业的人知道，大水之后多瘟疫，大旱之后多蝗灾，这次青州就在大旱后遭遇了蝗灾。蝗灾还是一种灾异，王莽对此特别关注，他下令免去灾区租税，带头捐款百万、田三十顷以赈灾；两百三十名公卿群起效仿，捐资济民。在灾区，官府收购百姓捕捉的蝗虫，对饿死的家庭发放丧葬补贴，使得这次旱灾和蝗灾基本上没有产生太严重的后果。
&esp;&esp;此外还有很多。对官员，允许“比二千石”（比，比照、参考，略低于郡守级别）的官员退休后可以领取原来俸禄三分之一的退休金；对平民，把安定郡一处放马的皇家马场“呼池苑”改为安民县，允许老百姓定居生活，还免费提供房屋土地家具，由官家借给耕牛粮种；对贫民，则在长安城里划出方圆五里的地块盖了两百套房子，让贫民居住；对罪犯，则下诏把其中的妇女、八十岁以上和七岁以下的男子，除特别的大罪之外放出监狱；等等。
&esp;&esp;平心而论，这些确属仁政，而且覆盖面很宽，考虑到现实性和财政情况，未必能够完全兑现，可总有一部分是能实现的，不然王莽的人气不会因此空前高涨。
&esp;&esp;当然作秀也是有的，比如王莽一遇到水旱灾害就吃素，王政君听说后特意下诏，命令王莽为了身体偶尔可以吃一点肉，姑侄二人“一唱一和”，颇觉讽刺。总之，王莽的做法兼有理想主义、笼络人心、政治表演的成分。但他无疑很把“民意”当成大事，愿意收买民心，让民意为他弥补统治合法性，从而超越外戚身份对自身权力的限制。
&esp;&esp;有目的的儒家性质的改革，加上广泛的仁政，使得王莽与周公在“德行”上的距离逐渐被拉近了。
&esp;&esp;8宰衡是什么官儿？
&esp;&esp;元始三年，安汉公正在操心女儿嫁给皇帝的婚事，一时顾不上其他。
&esp;&esp;但他的心腹们顾得上。廷议皇帝婚事时，信乡侯刘佟曾提出给王莽增加封邑的建议，虽然被王莽婉拒，却给了大司徒司直陈崇启发。
&esp;&esp;陈崇是大司徒孔光的属官，算不上重臣，但也是二千石的高官，和九卿差不多。他是王莽小圈子里的活跃分子，比孔光更得信任，他担任大司徒司直，可能是王莽特意安排以掌控外朝动向的。陈崇与宣元时期名臣张敞的孙子张竦关系很好，张竦继承祖父的博学通雅，在陈崇的授意下，替他写了一封奏疏，对王莽的生平功业从头到尾进行了一番梳理。这封奏疏引经据典极为丰赡，赞美颂扬极为直白，情感极为充沛，把王莽塑造成与大禹、周公并列的圣人，是一篇漂亮、高明、肉麻的文章。如果阿谀奉承是一门学问，那这篇奏疏就是上乘的教材。
&esp;&esp;班固把这篇两千五百多字的奏疏全文收录在《汉书》中，后人不免猜测其目的，是警醒后世文人勿要曲学阿世，还是侧面反映出王莽的确收获了如此人望？
&esp;&esp;但历史地看，王莽十分需要这么一篇奏疏。因为在儒家的话语里，周公是有功业的，那王莽的功业呢？这篇奏疏的功用，就是表述王莽的功业，并基于这些功业提出新的建议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，是直面汉朝的“宪制”并予以突破，撕开汉朝合法性的一道口子。所以，这篇奏疏实际上是王莽的合法性证明、行动纲领、路径图。
&esp;&esp;陈崇和张竦到底摆出了哪些功业？不妨盘点一下：
&esp;&esp;其一，讨伐淳于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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